珊珊诉称，珊珊和花花公司于2016年1月1日建立并开始履行代理协议，协议约定珊珊在花花公司旗下开发的APP上进行直播并代理销售网站货币及虚拟物品，按照阶梯型奖金制度分别提供季度奖金和年度奖金。其中，珊珊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之间的年度阶梯奖金45000元、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之间的季度阶梯奖金40000元并未按协议约定发放，故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诉请。

花花公司辩称，珊珊、花花公司之间成立了合法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且以《代理协议》《代理手册》等文件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其中，《代理手册》约定：“代理人员在同类网站进行直播，家族，代理，兼职等活动的，惩罚类型为：取消代理资格，扣除所有未发提成与奖金。”2020年3月，珊珊违反《代理手册》的规定在其他平台进行了直播。2020年4月3日，花花公司关闭了珊珊的代理通道，并微信通知了珊珊。故其阶梯奖金85000元属于未发提成与奖金，应予以扣除，不应支付。对于1000元的迟延利息，亦不认可。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珊珊与花花公司之间约定的《代理协议》及《代理手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本案中《代理手册》已明确约定：“代理人员在同类网站进行直播，家族，代理，兼职等活动的，惩罚类型为：取消代理资格，扣除所有未发提成与奖金。”结合在案证据，珊珊作为花花公司的代理人员在其他平台进行直播，属于违约，故花花公司有权依约扣除所有未发奖金。珊珊表示前述约定应属无效的格式条款。对此，首先，约定限制代理人员在其他同类竞争网站进行直播活动，属于约定竞业限制，此约定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未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格式合同条款无效之情形，亦未违反公平原则，故前述约定不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再次，珊珊担任多年主播，对于《代理协议》及《代理手册》中的条款是知悉和了解的，应该按照代理协议和手册的约定严格遵守相应的义务。综上，珊珊违反约定，其主张花花公司支付2019年度年度奖金及2020年第一季度奖金及利息的诉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随着直播行业的迅猛发展，电商直播、游戏直播、社交直播等多样化直播涌现，各大直播平台的头部主播积累了超高的人气流量与商业价值，成为了平台的核心竞争力与重要资源。与此同时，主播擅自跳槽、违反独家协议、违约直播等行为引发的纠纷日渐增多，直播行业也曝出货不对版、内容低俗、流量造假等问题。

对此法官提示：第一，平台方应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其一，明确合作性质。确认双方之间形成劳动关系还是合作关系，如要求主播进行独家合作，则要明确哪些行为受独家义务之约束，提示主播重点查阅并签字确认，保护主播方知情权。其二，界定合作任务。由于互联网宣传方式与变现渠道日渐丰富，合同中应明确列明主播方合作义务的具体内容，如直播所在的社交平台、方式、数量、时间、支付报酬的标准和数额等，以避免因约定不明而引发对合同履行的争议，进而产生纠纷。其三，合理设定违约金数额。不同主播的商业价值、用户粘合度以及违约情形不同，给平台方造成的实际损失亦不相同。因此订立合同时，可区分一般违约行为和重大违约行为，合理设置违约金数额，促进缔约平等与公平。

第二，主播方应明晰双方的权责归属。其一，认真审查协商。缔约时，合同的文本多由平台方草拟，但主播方有必要对合同文本仔细审阅，并重点留意培训宣传、资源投入、账号归属权、结算周期等要点，对于不合理加重或限制主播方权利的条款，与平台方充分沟通并协商修改，提升缔约能力。其二，明晰己方责任。签约时，主播方应格外留意合同中有无关于竞业禁止、排他合作及违约金方面的约定，重点审查税务条款，确保自身能够自律诚实地履行合同，保持良好的职业道德与素养，保证履约能力。其三，注意证据留存。合同履行过程中，主播方应明确各项收入构成，对于重要事项采取书面方式沟通并留存，尤其应对平台方的培训包装、人气培养、资源投入等信息全程留痕保存，必要时对重要证据进行公证，增强维权意识。

第三，监管方应加强饭圈的整治力度。其一，压实平台责任。打击流量至上，维护直播行业良好生态，打击各种形式的流量造假行为，加强头部主播粉丝团账号管理，切实履行管理责任。其二，完善监管机制。落实用户实名制度，严禁未成年人打赏，探索网络直播分级分类管理机制，针对年龄分级，针对用户需求分类，从严处置违法违规账号，清理违规群组版块，优化直播行业整体环境。其三，加强内容管理。打击内容低俗及诱导网络打赏的乱象，及时发现清理粉丝互撕谩骂、拉踩引战、造谣攻击等有害信息，防止直播走向低幼化、过度娱乐化，坚持正向价值取向，促进直播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文中均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