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成都一直是绿码，怎么到了西安申请一码通就红了？”四川华敏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建永至今都没弄明白自己的健康码为啥会如此“善变”。11月9日，一直绿码的刘建永搭乘高铁由成都前往西安。本想接着赶赴商洛，参加次日举行的一次庭审，孰料健康码出了状况——在成都是绿码，到了西安竟成了红码！如果不是他“闹”了一通，当日返回成都的他恐怕已经被当地防疫人员拉到某个地方强制隔离了。

无独有偶。到杭州出差的中国经营报记者程维也因健康码之变而身陷窘境。前不久，他持重庆健康码绿码到杭州采访。一开始还算顺利，很快麻烦就来了——重庆绿码变成了杭州黄码，人也被带去隔离酒店进行集中隔离。

乍看上去，如此这般的健康码之变似乎并非毫无“依据”。在刘建永去西安之前，他所在的成都市郫都区刚刚增加了一个中风险区域。在程鹏去杭州之后，他所在的重庆市有三个地方被认定为中风险区域。从疫情防控的角度看，外地对前往办事的他们给予某种程度的“重点关照”无可厚非。不过，对健康码一直很“健康”的他们来说，来自西安、杭州的这份“重点关照”太过分了。

作为疫情防控的一种重要手段，健康码在各地的叫法和具体操作方式虽有所不同，但对“健康”状态的界定应该是明确而统一的。由此，健康码应保持认定标准上的一致性，若无充分理由，各地不应“因地制宜”地变更健康码颜色。从这个角度看，西安、杭州两地仅仅因为刘律师、程记者的出发地有中风险区域存在，就将他们的健康码打入了另册，把原本“平安无事”的绿码换成了需要“重点关照”的红色、黄色。殊不知，刘律师、程记者所在城市虽都有中风险区，但是，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并不属于中风险区，他们在当地的健康码也一直绿色的。两地的做法草率得近乎鲁莽，粗暴变更外地人的健康码，不仅让前往办事的客人们身陷窘境，客观上也是对外地防疫工作的不信任。

健康码的“善变”可能跟健康码的“粗放”不无关系。各地健康码是相对独立的。由于数据对接上的不充分不及时，即便无人刻意“变码”，各地健康码之间也会呈现出这样那样的不一致。也许，该是认真给各地健康码做做体检，从全国一盘棋的高度改进、运行健康码的时候了。

当然，健康码的“善变”更与某些地方的过度防疫有关。“变码”的背后是“加码”。面对这轮多点散发的疫情，一些地方不肯在科学防控、精准防控上下“笨功夫”，而是急功近利，胡乱给防控政策加码。在这一背景下，成都的绿码到了西安变红了，重庆的绿马到了杭州变黄了。同样是到上海迪士尼游玩，上海市民只需居家隔离两天，无锡市民却要自费在酒店隔离14天。

在很多时候，防疫上的各种胡乱加码其实是以乱作为掩饰不作为，主要原因在于相关的考核问责过于简单粗暴。出了疫情，动辄对相关责任人处以就地免职这样的“极刑”，不仅容易让倍感压力的防疫人员“动作变形”，也极大地挤压了科学防控、精准防控的实操空间。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今天，应尽快制定一套清晰系统的防疫操作标准与工作流程，并以此为评价各地各级防疫工作的依据。只要相关人员认真完成了“规定动作”，哪怕最终防控效果不够“理想”，也不轻易对其实施“用力过猛”的问责。这是在为防疫人员减压，也是在为防疫工作“松绑”。